她的车开出巷口，我才从桂花树后走出来。
火盆里的灰还烫。我用火钳慢慢翻，翻出半张没有烧透的纸。纸上只剩几行字，笔锋却很熟，和周淑芬病历签名上的笔迹一样。
“放弃抚养……自愿……”
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。
二十四年来，我一直相信，是外婆强势地把我从她怀里抢走。外婆临终前那句没说完的话，也被我理解成她迟来的愧疚。可这张残纸只留下了“自愿”，主语、日期和前后内容全被烧掉了。它能证明一些事，却不能替我把全部真相说完。
我把残片夹进证件袋，没有追上周淑芬。
上楼时，我在外婆房间的抽屉夹层里摸到一只旧信封。封面是外婆的字：给淑芬。封口完好。
我把信封放到台灯下。纸很厚，里面有一团模糊的影子，却看不出究竟写了什么。我最终没有拆。那是外婆留给她的决定，不该由我替她完成。
天亮后，我把残片推到程砚舟面前。
他看了片刻，说：“外婆生前在公证处做过一份文件，我可以调副本。”
三天后，档案袋放在桌上。他推过来时，又补了一句：“祖母问你好。她说你煮的粥太稠，下次少放米。”
我的手停在袋口。
档案里的放弃抚养书有完整日期：我出生后的第九天。周淑芬签了字，后面还订着一张二十万元的收款收据。
我一页页看完，没有哭，也没有立刻打电话质问她。
收据不能解释她当年为什么签字，外婆的信也没有被拆开。可至少，我再也不能把那段过去只理解成“她想要我，却没能留住我”。
我把文件重新装好。
程砚舟问：“现在公开吗？”
“不。”我说，“等他们自己把台子搭好。”
当晚，林建国打来电话，语气轻快得像我们已经和好：“晚晚，下个月爸爸办六十岁寿宴，三件喜事要一起宣布，你必须到场。”
我答应了。
电子请柬很快发来。流程最后一项，是“长女致辞”。
他们替我安排好了上台的时间，却不知道我准备说什么。
程砚舟只提醒我：“寿宴那天带身份证。断亲协议已经拟好，只差你签字。”
我合上手机，把证件袋放进抽屉，又将身份证和协议单独放在桌角。
这一次，我不打算再向他们证明我受过什么。我要做的，是把已经决定的事做完。